在与会专家的发言中，几乎每一位都会提到的“重典治乱”，“重典治乱这是我们达成的基本共识，”刘俊海在发言中表示，但重典治乱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在事后法律追究的时候严格法律制度，在源头治理中也应该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。
“加大处罚力度，解决故意违法犯罪成本过低问题。”张守文在讨论中提出，对部分主观故意的犯罪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，特别是提高现行法律，包括修订后的《食品法》的处罚下限，第110条修订以后的下限就一两千块钱，违法企业已经挣了二十万二百万，两千块钱根本没什么用作。
张守文紧接着举了2011年广州市的一个严管严罚的案例，当时广州某食品公司使用回收面包再加工生产面包案，涉案货值11.5万元，当时按照严厉的行政处罚，罚没款合计116万元。涉案企业老总自己讲，这个教训很惨痛，这样的重罚让他真正感觉到法律的红条不能探。
除了监管部门对食品问题的监控查处之外，消费者的维权问题，也受到了专家们的关注。
“我个人认为应当实现双升双降的体系，”刘俊海表示，现在商家之所以实施了一些失信行为，我个人认为就是源于失信成本远远低于失信的收入，而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权的收益。
成本高和举证难是其中的重要因素。此外，信息不对称、财力不对等、商家做被告的时候有独特的成本转嫁能力、市场体制不均衡、很多消费者有搭便车的想法，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。在刘俊海看来，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《食品法》应该做的事就是双升双降，提升商家的失信成本，降低商家的失信收益，归零甚至变为负数，同时大幅度提升消费者维权收益，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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